《新华字典》前身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

就在炮声隆隆、人心惶惶的时候，北平城内一间小屋内，有几位学者正为一本小字典的编写工作争论不休。

他们是北京大学的五位语言学家，魏建功、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他们是同事，更是中国一流的语言文字学家。

相比那场即将决定民族命运的大战，这些人激烈讨论的这本字典，看似微不足道的，可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看，他们的努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字典研究的发起者，是这间屋子的主人，那位名叫魏建功的大学教授。

魏建功曾是北大的学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对文字、语言造诣极深，毕业后就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

抗战胜利后，魏建功跟随老师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统治的台湾，主持普及国语的工作。

当时的台湾被日本殖民了半个多世纪，别说年轻人，老一辈的台湾人对国语连听都听不懂了。

魏建功对此既心痛又无奈，他那时手边只有一册薄薄的《国音常用字汇》，上面只有简单的发音标注，却无任何释义。

民间倒是有一些《康熙字典》以及民国时期编撰的《辞源》《辞海》等工具书，可全是文言文的注释，完全不适合那些国语基础为零的初学者。

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魏建功依然做了大量国语的普及和教育工作，可始终苦于没有一本浅显易懂的白话字典可以做教材。

1948年，魏建功回到北大任教，闲暇时与同事们谈论起自己在台湾教书时的困惑，却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因为那时的大陆也面临和台湾同样的问题。

虽说白话文在民间普及已久，但当时书面用语是文言和白话文夹杂，表述混乱。

整个国语教育也没有一份真正适合民众的基础工具书，这些大教授们不约而同想，既然啥都没有，那就应该由我们这些搞文字教育的人编一册出来。

于是，这些热情高涨的教授相约每周五聚集到魏建功家中，共同商讨编写字典的事。

当时做这件事纯属义务，既无名也无利，可五位教授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中国多年受欺辱的命运多来自无知，只有教育才能唤醒民众。而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国之“重器”，彼此的工作意义深远。

因为研究者是五个人，大伙便临时给这本字典取名为“伍记小字典”，也就是《新华字典》的前身。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伍记小字典”最终被搁置了下来。

千锤百炼

1950年，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去拜访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

俩人谈论到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可国内文盲、半文盲占80%以上，已成为各行各业建设的“拦路虎” 。

叶圣陶之前就意识到国家教育重在基础教育，其中又以识字为当务之急，而这一切都亟需一本小型实用的新字典，便对上面做了汇报。

上级便考虑让出版总署把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开始新字典的编撰工作。

恰好，这项工作正好缺一名能主持项目的总负责人。

叶圣陶试探问了问魏建功愿不愿意接下这个重任后，魏建功喜出望外。

因为这与他曾经的理想不谋而合，内心也一直为“伍记小字典”项目搁浅遗憾不已，便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寓意“新的中华”，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

结合曾经几位教授共同意见后，魏建功将“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12个字，作为了编写《新华字典》的总体例。

辞书社一开始规模不大，只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九魁、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时也仅有14人。

由于出版总署并未把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年过半百的魏建功便身兼两职，一边教书，一边抽时间去社里主持字典的编纂。

当时编写字典，十几个人分工，先将每个字单独写在小卡片上，编写人在卡片上撰写条目，盖上图章以示责任。然后彼此传阅审定，再盖下审核图章，汇总后的内容便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

可编撰字典的艰难和浩大的工作量实在令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

那时，所有的字的释义或举例没有现成的白话文参考文献，全是文言文或者半文言的早先作品。

编写者想弄清楚一个字的来历和解释，不仅要熟知四书五经，更要通读大量的文学著作；而相关的例句更要从浩如烟海的报刊新闻、小说中摘取、选择，然后再誊写成可供参考的资料卡片。

据统计，仅初版的《新华字典》由编撰者亲自誊抄的卡片就超过30多万张！

即便如此，《新华字典》还是由于审阅后需要不断修改，预定的出版工作只能一再推迟。

可不管怎么修改，各界始终有不同的意见。

最终，上级决定，《新华字典》意义重大，先出版再修订，才算一锤定音。

1953年12月，首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据说，当时版权页上说首次印了十万册，但叶圣陶日记上写的是500万册，均在半年内售罄。

精神支柱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很快提上日程，出版工业也随即移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

实际上，就在1953版《新华字典》面世后，由于南方读者反映他们对注音符号不熟悉，按音序排列查字典不方便。于是魏建功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稍作调整，又编辑了部1954年版《新华字典》。

“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最大特色，商务出版社也为此持续修订着。

1957年，新修订的《新华字典》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版本被称为“商务新1版”。

不论是哪家出版社接手《新华字典》，始终秉持着同样的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

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岁以上文盲率已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52% ，小小的《新华字典》厥功至伟。

可惜那个时代，因种种原因，《新华字典》的修订发行工作曾被迫中断。

1970年11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新华字典》修订重启工作会议。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修订组开始提出了2000多条意见，最后汇总为407条。

比如例句“巴不得马上回家”，被认为没有革命精神，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例词“利人利己”，缺乏时代精神，改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修改意见最终送到周总理那里，他看了之后说了句“神经过敏！”

按照总理的指示，最终的修改只有64处。

也是因为周总理，《新华字典》的书名才变成了今天的印刷体。

1953年版的《新华字典》最初用的是魏建功先生用隶书题写的书名，一年后改为拼集鲁迅的手迹。由于后来推行简化字，但鲁迅从没写过简体的“华”，印刷时就从鲁迅手迹中找了“化”和“十”拼在一起。

周总理知道后，认为这对鲁迅不尊重，便提议将《新华字典》改为今天大家熟悉的印刷体。

1971年6月，再次发行的《新华字典》发行量超过了1亿册，创下当时中国出版史之最。

这年，15岁的莫言小学没毕业便早早辍学在家，每天就在村口的河滩放牛。

少年时代的莫言唯一愿望就是吃饱饭，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莫言总要变着法子偷点吃，也因此没少挨揍。

当时莫言认识了一位在师范学校读书的老乡，对方告诉他，学校里有个生活作风“极其腐败”的人——一天三顿都吃饺子。

莫言赶紧问他是什么职业，人家说，他是位作家。

莫言心动了，决心也要成为一位顿顿吃上饺子的作家。

可想成为作家便要多读书，只是村里没有啥书可以读，即便有，他也有很多字不认识。

非常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本破旧的《新华字典》。

2012年，57岁的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在演讲中说，那段放牛放羊的日子里，饥肠辘辘的他只能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仰望天空，凭借想象来编故事，后来的小说几乎都是来自当时那段孤寂的岁月。

而陪伴他，又引导他写出一个又一篇小说的，便是那本珍贵的《新华字典》。

字典不仅教会他识字，其中的例句更给了他无限的灵感和启发。

这并不单纯是一个励志故事，而是无数人面对艰难时刻所依靠的精神支柱。

他们从《新华字典》的字里行间里品味着历史，更从中发现了文明的曙光。

打破纪录

改革开放后，《新华字典》依然是无数渴望知识的人们最好的良师益友。

央视播音员李瑞英曾说：“我身边不离的一件法宝就是《新华字典》。有时候一些护肤品可以不带，但是我的包里必须装一本字典。”

白岩松则说：“要是没有《新华字典》，没有我从最简单的一个又一个汉字开始认识，一直到后来，我怎么会有勇气、有能力翻开一本又一本或厚或薄的书呢？”

更有趣的是，有人曾做过个统计，1957年版《新华字典》定价1元钱，1998年版定价11元，2004年版为16元，几乎和当时猪肉价格保持同步。

将猪肉价格和《新华字典》联系在一起，其实是人们对这本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字典的偏爱。

毕竟，我们每位中国人从牙牙学语到跨入学校，伴随自己时间最长的工具书便是《新华字典》。

2016年，第11版的《新华字典》全球发行量达到5.6亿册，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2017年，《新华字典》正式推出APP版，从纸质衍生出电子出版物，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是人们那份求知的初心却并未改变。

自1953年出版以来，《新华字典》历经12次修订，发行逾6亿册，已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也是我国影响最大的权威汉语字典。

至今，《新华字典》的修订和审阅依然是中国最神圣也是最严谨的一项工作。

比如1998年修订时增加新词条“焗油”，修订人员就多次去请教理发店的老师傅，亲自体验后才写下“焗油”的释义。

《新华字典》的词条还会根据时代“与时俱进”。

如初版中，“癌”字读音是“yán ”，这是北方的读音；但为了区分癌症和炎症，修订组便根据浙江方言里“ái ”重新更改了读音。

而2020年，第12版的《新华字典》更是添加了“初心”“二维码”“点赞”等最新的词条，再次以语词记录着共和国的发展变迁。

正因如此，翻开每一版的《新华字典》，我们才能深刻体会到，那些经过了千锤百炼的词条，其实凝聚着像魏建功、叶圣陶、丁声树、吕叔湘等学者一辈子心血。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字典部部长陆尔奎对当时中国现状深入思考后，迸发出“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呐喊。

到了今天，《新华字典》已成为每一代中国人求知路上的“无声老师”，而这份永久的记忆还在继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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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单君

作者：逍遥侯

编辑：邓汝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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